他是紐約派對的「神話」,圍繞派對文化打造炙手可熱的潮流品牌,包括讓模特們穿著「派對動物」和「WANGOVER」的頭帶走上2018春夏時裝秀的T台;他是公開出櫃的同志,與保險套公司合作推出聯名款「Protect Your Wang」,以示對LGBTQ社群的友好和支持。

然而如今,天鵝絨幕布緩緩拉開,露出時尚圈的黑暗一角。

2020年的最後幾天,擁躉無數的華裔時裝設計師Alexander Wang(王大仁)被曝光是「性侵慣犯」。從男模歐文·穆尼(Owen Mooney)說出三年前在擁擠的夜店被他亂摸開始,更多人在Instagram、Twitter上站出來,匿名指控其數年來的性騷擾劣跡。

華裔設計師王大仁被指控性侵,跨性別者的性騷擾困境如何破解?

時尚自媒體@shitmodelmgmt收集的匿名爆料顯示,不乏以灌酒甚至下藥的方式將模特帶至家中,脅迫其提供性服務,造成當事人的身心損害。除了男模,「受害者」中還有多位跨性別女性,曾經歷被迫暴露性器官的羞辱式性騷擾。

「對於在他身邊工作的跨性別女性模特,這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但沒有人說。」兩年前,便有跨性別女性站出來通過網絡曝光,卻沒有像這次這般激起水花。

不過,在給紐約時報的一份聲明中,Alexander Wang否認了所有指控,稱它們毫無根據、荒唐不實,要求追究任何在網上發布和惡意傳播者的責任。

在性少數人群中,跨性別者遭遇性侵的比例十分驚人,通常伴隨著人身攻擊或虐待。2015年,美國的一項統計調查發現,47%的跨性別者在一生中的某段時間內曾受到性侵犯,顯著高於順性別男女。2017年底,反性騷擾運動從美國好萊塢掀起以來,跨性別活動家們就持續呼籲,這一議題應走出白人女性中心,容納更邊緣的性少數群體。

而在中國,跨性別者現階段的首要難題,仍是身份認同和社會接納。打破性騷擾「黑箱」的困境,似乎都沒有生存危機來得更為迫切。

性激素與成倍的痛苦

一場時裝秀結束後,喝下 Alexander Wang 遞來的水,X很快就陷入了躁狂和精神紊亂。X原本就有躁鬱症,而這位明星設計師慣用的「Molly把戲」(Molly是搖頭丸的一種),直接把X送進醫院,住了好幾周,幾乎毀了生涯。

「不過可怕的是,我甚至感激那一晚我不得不去精神病院,誰知道如果事情按他計劃的那樣發生會如何。」 X在匿名私信中寫道。

華裔設計師王大仁被指控性侵,跨性別者的性騷擾困境如何破解?

這個不同尋常的故事提示我們,痛苦和恐懼都有其生理基礎。

2019年,說唱歌手Azealia Banks分享了一則跨性別女性的匿名私信,開頭便稱Alexander Wang為「性侵慣犯」。這則原帖已被刪除,但截圖仍在Twitter上流傳。私信者回憶了兩年半前的一場派對上,Alexander Wang和另一個男士向她下手,「粗暴地抓住我的左胸,用力擠壓和拉扯。我非常痛苦,因為我的乳頭對性激素很敏感。」

同樣身為跨性別女性,小早認為這段描述或許是指「傷心乳頭綜合征」。它是在人群中廣泛存在的一種生理反應,即乳頭被刺激或觸碰時,會出現一系列突如其來的負面情緒,包括悲傷、焦慮、悔恨、空虛、抑鬱等等。

小早從2016年起服用雌激素,斷斷續續使用了兩年多,最後出於健康考慮停用。那段時間她就有過這種感覺,「(乳頭被)碰到的時候會很敏感,並且會陷入一種非常傷心,傷心得好像欠缺了一塊需要被補上的感覺。停藥之後就沒那麼敏感了。」

科學研究表明,女性在特定時期的抑鬱高發與雌激素的劇烈波動相關。「在跨性別者中,抑鬱、躁狂和雙相情感障礙,都很普遍,除了來自家庭、社會的壓力或暴力,藥物的副作用也是一個原因。」彩虹暴力終結所負責人熊貓告訴「水瓶紀元」,部分跨性別女性服用雌性激素後,較容易產生抑鬱的心理狀況,一般需要同時用抗抑鬱藥物來緩解。

2016年,韋婷婷曾做過《大學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狀況調查》,在6592位受訪者中,性少數群體(包括同性戀、雙性戀和第三性別)無論在遭遇性騷擾的比例、頻次上都高於異性戀群體,且在三種類別的具體騷擾上(性別騷擾、不受歡迎的性企圖和性強迫)比例也高於異性戀群體。

值得注意的是,該調查顯示,「其他」性別(第三性別)更容易遭遇強暴,比例達到9.1%,高出男女兩性2-3 倍。27.3%的第三性別者遭遇過5次以上的性騷擾,也是女性的2.5倍。

研究表明,復雜糾結的系統性和內在性變性恐懼症,使跨性別者更容易遭受性侵犯。其中,跨性別女性受到跨性別和女性交織的雙重歧視,高度暴露在性騷擾與性暴力威脅中。

在國外,對跨性別者實施的性侵犯可能是反跨性別仇恨暴力犯罪的一部分,其形式及程度往往也更加凶殘,不乏有強暴中被發現跨性別身份,而遭到歹徒虐打、謀殺的案例。美國一份2009年的調查報告顯示,17%針對LGBTQ人群的暴力仇恨犯罪是針對跨性別者,其中跨性別女性占了11%;而因此死亡的LGBTQ人群中,一半是跨性別女性。

走出「強暴迷思」

然而,與此相對的是,跨性別者遭遇的性騷擾困境,還很少被大眾看到。

彩虹暴力終結所成立於2016年,從事對性與性別少數人群的反家暴干預和服務工作。據負責人熊貓介紹,至今接到跨性別者的性侵求助並不多,少有的案例也是來自跨性別女性,形式則是口頭性騷擾,諸如「變態、人妖、怎麼穿成這樣」等等非議,特別針對她們女性化的性別表達。即使沒有涉及肢體侵犯,但從定義來說,像這樣 「基於性別的敵意或侮辱性言論」就構成性騷擾。

令熊貓印象深刻的一次求助,並不涉及外界的暴力。這位求助的跨性別女性稱,在上廁所時,總感覺有人在跟蹤她,或者從一旁偷看。志願者能做的也只是安撫她的情緒,並告訴她如何更好地保護自己,尋求證據,如果確有跟蹤者,可以求助警察幫助。

「性騷擾求助不多,可能一方面是不敢,一方面是沒有意識到這是性騷擾,而有意識的人可能也不知道該怎麼求助。在國內,性騷擾很難界定,受害者很難得到法律保護,尤其是偶爾才做女裝打扮的跨性別女性,幾乎很難獲得警察信任,認為『男生怎麼會被性侵』?」

活躍於台灣反暴力同志運動中的跨性別女性吳馨恩曾描述自己遭遇性侵後報案的經歷:「就連警察也性騷擾我,問我『那男的帥不帥』?以及一堆對我性別的敵意,讓我非常不舒服。」雖然因事發時未滿16歲得以立案,檢察官卻一再追問她,「你的性傾向到底是什麼?」

她不禁反問,「這跟我『被性侵』無關,難道會因為我喜歡男性,就可以被男性性侵嗎?」 而母親哭著罵她,「因為你不是正常男生才會被性侵」,更加劇她的痛苦。這些都讓吳馨恩進一步反思唯異性戀「插入式」性交的「強暴迷思」。

華裔設計師王大仁被指控性侵,跨性別者的性騷擾困境如何破解?

美國2015年的統計顯示,跨性別群體內部在性騷擾問題上也有差異。指派性別女性的跨性別男性和非二元性別遭遇性侵的比例分別是51%和58%,而指派性別男性的跨性別女性和非二元性別則分別是37%和41%。

在中國跨性別社群中活躍的阿萊說,很少聽到身邊人提及被性侵或性騷擾,尤其是「對於兄弟社群(「兄弟」是跨性別男性群體的自稱)來說還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議題。因為有些人會排斥自己女性的胸部、陰道或陰蒂,如果遭遇性侵或性騷擾,恐怕這個痛苦是雙重的打擊,會增加他們對身體的一些厭惡感。」

在美國留學的大衛近年認識到自己的非二元性別認同,他分享了自己兩次在美國街頭遭遇口頭性騷擾的經歷。當時,他已經剪短頭發,嘗試中性化打扮,但還是被說「sexy」。第二次,他和女性朋友走在一起,路過的男性說了句「Good night, ladies」,更讓他憤怒不已,甚至有種沖上去打他的沖動。

「可能在國人聽起來這沒什麼,還覺得這人挺有禮貌的。但在紐約,這就是性騷擾,他無視了我的性別認同,」大衛後來回想,這種沖動是跨性別意識覺醒前自己完全沒有的想法。「如果說和『米兔』中的受害女性有什麼共同點的話,就是在對方眼裡被作為娛樂的工具。在跨性別初期,前台、保安、醫生認錯我的性別,我經常試圖安慰自己,這不是他們的錯。因為我還不pass。但是遇到一個性騷擾我的人,這種感覺就是加倍的難受,難道這也是我的錯嗎?」

最近一年回到國內,大衛最明顯的感受是,國內還缺少對跨性別或非二元的概念認知,在社交文化中,認錯性別本來就是非常尷尬的冒犯,但大家仍然堅持認准指派性別。他注意到跨性別者的訴訟案件,媒體報導仍然忽視其性別認同,使用其指派性別來描述,他感到非常失望,「正是因為害怕社會誤解,很多人不敢去做自己該做的事。」

現在,大衛已經准備服用激素,希望聲音能更低沉,不會再被默認為女生。他隱約感覺到,男性化後,至少遭遇性騷擾次數減少了。

跨性別兄弟盟發起人C先生也認為,「使用激素後外貌變得男性化的跨性別男性,可以更容易隱藏在順性別男性群體里,在中國當下男權主導的環境下,在異性戀模式下遭遇性騷擾的可能性幾乎為0。如果有的話,也是性別表達偏女性的非二元性別者容易遭遇性騷擾。」

在「性化」與「非性化」的兩極

「性騷擾事件中都有權力結構,Alexander Wang具有主線設計師的地位,可以決定主推的男模或女模,直接影響到一個模特的職業生涯,能否在時尚圈立足,利用他的名片也可以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順利一些。如果我們把視角只放在性別上,可能會有失偏頗。」阿萊談到。

這不是Alexander Wang第一次被曝出性騷擾。去年8月,Models Daily在Twitter上曝光,一位跨性別女性模特稱,「在夜店的VIP區,他不止試圖拉下我的內褲,暴露我的外陰」,她還聽說過他曾在公開場合不適當地摸其他跨性別女性。上述舉報者也向Azealia Banks提到,與她同場的另一個跨性別女性朋友「跟Alexander Wang搏鬥,才沒有被他拉下內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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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跨性別者來說,對自身性器官的恥感普遍存在。小早也曾嘗試接納自己的身體,但至今仍無法感到自信。三四年前,她開始學習化妝,很長時間里都以女性身份和形象外出。

接到「水瓶紀元」的約訪邀請時,小早才歷數了自己的性騷擾經歷,竟有5次之多,均發生在女性化性別表達時期。還有兩次是性傾向探索階段的非完全自願的性行為,後來才意識到是性侵。

一個男性突然私聊她要求發送裸照,一個有些名氣的外國性少數微信聊天,發送有性意味的言語和照片……這些令小早倍感憤怒的經歷,幾乎與順性別女性無異。她還在酒吧里遇到過直男搭訕,他們通過結伴配合、送酒遞煙,令她感到很難脫身,似乎對方認為接下去就可以順理成章地發生性關系。一次她借酒勁的膽量突然起身告辭,另一次她不得不發信息給室友來救場。

「比起恐懼被性侵,我們可能更恐懼被別人發現自己的身體。」 小早還記得有一次在拉拉酒吧,很快與一個外國小姐姐擦出火花,但性別身份的擔憂卻讓她找藉口提前離開了,「當時一切發生太快,我沒來得及告訴她我是跨性別女性且沒有手術,不知道對方是否接受,接吻之後又不太敢告訴她。」

小早覺得,面對性騷擾或性侵事件,男性往往很難理解女性的感受,但她卻覺得自己能夠感同深受,而且也曾面臨相似的處境:比如在某些情境下感到難以反抗或脫身,明明當時沒有明確同意發生關系,事後回想時反而會猶疑自己是否喜歡對方。在和一位朋友發生非完全自願的性關系後,有一段時間小早甚至希望,對方會「留下」她作為伴侶,之後的相處,讓她感覺像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這樣的心態在跨性別者中十分普遍,這也是跨性別者容易遭遇親密關系暴力的原因。正如一位美國跨性別者在接受訪談時所說,「我的跨性別身份容易被我的前任利用,讓我一直和她在一起。她會說類似這樣的話,不會有別的人愛你了。」

「我們不是騙人的妓女,就是因為是美女而被騷擾。跨性別女性不斷被迫在這兩個位置上航行,經常在一瞬間從過度『性化』跳到『去性化』。」 美國跨性別女性撰稿人安娜·瓦倫斯(Ana Valens)曾寫道,與順性別女性相比,跨性別女性的性騷擾經歷並不是「更好或更壞」,而是「也許更為極端」。

在紐約一輛擁擠的列車上,她曾被一個年長的男子三次假裝不經意地用手撫摸其臀部。最令她恐懼的是第三次企圖,她擔心對方的手會突然落到前方,從而意識到她是一個尚未變性的跨性別女性。而另一方面,她又痛苦地意識到,這是她擁有性吸引力的「黑暗證明」。

「當社會告訴跨性別女性我們很惡心,但街上的一個男人告訴我,我足夠漂亮可以做愛,他在創造一種力量,抓住我的低自尊。順性別女性永遠不會真正理解被社會以如此極端的方式疏遠是什麼感覺。」安娜指出,因為被社會邊緣化,跨性別女性更容易成為「獵物」,在浪漫關系中經歷虐待。

對小早來說,更重要的或許是作為一個完整的人被尊重的感覺。曾經有一位跨性別女性表達喜愛和肢體接觸的方式,令她有些排斥,但在向她介紹了自己在跨性別公益方面的一些工作後,小早明顯感覺到她表示出肅然起敬,並且在行為舉止方面收斂和尊重了很多,這也贏回了小早對她的尊重。

「不是所有的倖存者都有相同的體型,不是所有倖存者都有同樣的經歷……」 在支持反性騷擾運動的一篇文章中,安娜寫道,「最起碼,面對性騷擾,我們需要一個准備好接納我們、傾聽我們、支持我們的社會。也許是時候讓我們領導這場關於性騷擾的全國對話了,否則我們的聲音將再次被淹沒。」

說出來之後

有人說,「他(Alexander Wang)性侵很多跨性別女性,從2015年至今,我知道的就有三起,肯定有更多。他讓所有說出來的人噤聲。」同樣深度參與事件曝光的時尚自媒體@diet_prada寫道,「男模和跨性別模特在模特界的性侵對話中經常被忽略,但今天不是了。我們不能因為名人崇拜就讓他們從性侵犯指控中脫身。他們需要像其他施虐者一樣被追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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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米兔』雖然也強調二元性別的跨越,但仍然沒有非常充分地回應這個問題。」韋婷婷指出,許多女性舉報者的案件不了了之,有的還遭到反訴,「在『後米兔『實踐中,很多人的創傷沒有得到有效回應,追求公平正義的期待有一點落空。如果順性別群體已經是這樣,跨性別群體只會更難。」

韋婷婷認為,跨性別者要發聲,還面臨「出櫃」的壓力,可能遭遇更多的「盪婦羞辱」或「受害者羞辱」,「除了性暴力,還有性別本身的污名,給他們帶來很大壓力。所以這也能解釋為什麼調查顯示跨性別者受性侵比例高但真正曝光的卻很少,因為發聲的代價和消耗是更嚴重的。」

「你們不就是那些做性工作者的嗎?你們不就是自己情願賣淫漂娼嗎?你們有什麼權利可言?」 在阿萊的想像中,許多沒有理性邏輯和共情能力的人,如果看到跨性別者反性騷擾,很可能會有這樣的反應,「連女性的身份地位都不被認可,女性被性騷擾都被認為是比較尋常的一件事的時候,(跨性別者被性侵)這樣的報導可能只是為了獵奇,我不認為會對群體有多大的推進作用。」

在她看來,比起青春期第二性徵發育帶來的高抑鬱率和自殺率,性騷擾甚至不是中國跨性別群體所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主要還是自我認同的性別和社會指派的性別不一致,面對校園霸凌的暴力,導致雙重的結構性壓迫。在父母監護人過於強勢的介入下,恐怕這方面的醫療需求和社工機構的心理支持,早已遮蔽了性騷擾和性侵事件的發聲。」

「網絡上可以看到很多糟糕的情況,很多人自行用藥,或者冒著風險進行非正規手術。怎麼活下去都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議題,這個現實困境比性騷擾和性侵事件要大得多。」阿萊感慨。

韋婷婷指出,在二元性別的結構性壓迫下,跨性別群體早年就遇到家庭暴力和校園霸凌,很多人面臨輟學,或者大學畢業後改學歷和身份證件的困難,普遍受教育程度更低、學歷不高,這也意味著他們的社會資源更少,難以支撐他們參與反性騷擾運動或者獲得回應,這是中國「米兔」的重要局限。

她還曾請教一位非洲跨性別男性朋友,女性和男性身份有何不同,對方答:「跨到男性後,周圍人普遍對他尊重了很多。」據她個人觀察,在性騷擾議題上,跨性別女性更能夠站出來,某種程度上也是作為男性成長起來的經歷,本身帶給他們一些資源和自信。

不過,小早卻感到,自己之前在公開場合說出性騷擾經歷時,並不像順性別女性一樣得到支持。她有些失落,仿佛自己在別人眼中是「無病呻吟或者故意引人關注」,後來遇到類似發聲者也變得有些漠然,「好像漠然是會傳遞的。」

她猜想這還是因為二元性別刻板印象太過深入人心,「就像覺得男性被性侵不會『損失』什麼一樣,大家可能覺得作為跨性別者,我也是關系中主動和強勢的一方,實際並不是。」像這樣偶爾被以男性身份對待的時刻,令她有些許撕裂感。

不過她仍然相信,隨著群體的愈發「可見」,更多跨性別女性以跨女身份出現在生活中、大眾中,跨女與性相關的事件會增多,而性侵和性騷擾議題的重要性也會逐漸上升。

「這個議題不可見,不是說明不重要,反而是說明太重要了,因為大家都還沒去看到,沒去關心。」小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