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貧困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它具有復雜而隱蔽的樣貌,難以被「數據」確切識別,以至於許多人以為它是一個「偽命題」,一些人認為只要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了,婦女也就不會存在貧困問題;一些人指責那些身陷貧困的婦女「缺乏能力」或是「懶惰」。因此,即使是在中國已經向全世界宣布「成功消滅了絕對貧困」的今天,女性貧困問題仍然值得一談。

01 貧困是多元維度的 包括了權利的剝奪

要談貧困與性別的問題,首先需要理解貧困的概念,尤其是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的概念。1901年英國學者朗特里(Rowntree)首提「貧困」的界定——按照「獲得維持體力的最低需要」的「購物籃子」所需要的貨幣預算確定貧困線。這奠定了我們通用的以收入為唯一衡量標準的絕對貧困的概念。20世紀中期開始,發展中國家比較常用的測量絕對貧困的方式,是從消費角度確定維持個人生存所需的基本需要的種類和數量,並相應地折換成貨幣量作為收入貧困線。

與此同時,在學界,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社會學家一直都存在著另一種看法,即貧困是多元維度的,不應只以經濟指標測量和界定。例如阿馬蒂亞·森(2001)提出了權利相對剝奪的視角,所關注的不僅包括窮人的收入,還包括窮人進入市場、獲得教育與健康等經濟和社會權利的相對剝奪狀況。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2000全球貧困問題報告》中將貧困界定為:缺乏人類發展最基本的機會和選擇——長壽、健康、體面的生活、自由、社會地位、自尊和他人的尊重。這一定義強調貧困所具有的多元性質,包括收入水平、人類和社會發展基本情況如教育和衛生條件、婦女和男人的社會地位和福利、全體公民參與發展過程的能力,這其中已經將性別因素納入到了貧困界定的范疇。

此外,還有兩個概念有助於擴寬貧困這一概念。一是「脆弱性」。世界銀行將貧困人群脆弱性定義為個人和家庭面臨某些風險的可能以及由於遭遇風險而導致財富損失或生活質量下降到某一社會公認的水平之下的可能性。所以,脆弱性與遭遇風險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及環境相關聯,如果不能減低脆弱性,貧困人群將反復循環在貧困境遇中,難以擺脫貧困。

二是「社會排斥」,即由於個人或群體被隔離於某種社會關系之外,因此限制了獲得資源和社會公共服務的機會(阿馬蒂亞·森,2005)。社會排斥概念對於認識貧困的現狀和原因具有重要意義。

2001年歐盟通過了相對貧困線的官方定義,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60%,這大致相當於平均收入的50%。相對貧困線也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作為測度貧困的重要方式。

女性貧困是個偽命題嗎?

02 「貧困有張女性的臉」

「貧困女性化」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於二戰後美國國內女性就業率直線下降的背景,前線的男性士兵返回家鄉從而擠占了女性之前的就業崗位。1978年社會學家黛安娜·皮爾斯測量了窮人中女性的比例以及貧困家庭中女戶主家庭的比例,提出「盡管美國婦女的就業有所改善,但是美國16歲以上的窮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婦女」的觀點。

「貧困女性化」的概念主要是與男性比較而產生的,而「貧困女性化」測量有兩個方法,一是以個體為單位的女性群體與男性群體之間的差異比較,即如果女性群體的貧困水平比男性群體上升更快,則可認為存在貧困女性化的現象;二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女戶主家庭與男戶主家庭、配偶家庭相比較,若前者的貧困水平高,則可認為存在貧困女性化的現象。

基於上述方法,一份研究對西方18個國家1969-2000年的收入數據進行測量,結論是,女性貧困發生率與男性貧困發生率之比為1.397,貧困強度之比為1.374,顯示出從相對收入衡量的女性貧困程度高於男性(David Brady, Denise Kall, 2008)。

貧困女性化的問題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1980年聯合國哥本哈根大會指出「婦女承擔了全球45%的食物生產,僅獲得全世界收入的10%」。1995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指出「貧困具有一張女性面孔」。1995年北京舉行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將「婦女與貧困」納入重大關切領域首位。

03 結構性的原因導致了婦女的貧困

關於女性更容易陷入貧困的原因,學界和公益領域有許多表述各異但內容大致相同的解釋,聯合國第四屆婦女大會通過的《北京行動綱領》將其歸納為:

  • 兩性在享受經濟權利方面的差異
  • 僵硬的社會性別角色定位,導致婦女獲得權力、教育、培訓和生產資源的機會有限
  • 沒有將性別視角充分納入所有經濟分析和規劃的主流
  • 沒有正視造成貧困的結構性因素
  • ……

綜上所述,貧困不是「婦女的問題」,恰恰相反,是結構性的原因導致了婦女的貧困。

在家庭層面,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貧困狀況是不同的。在傳統社會性別結構下,「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女性對家庭的經濟貢獻不被認可、無法參與家庭經濟決策、缺乏家庭財產所有和繼承權等原因,都使得家庭內部的資源並非平均分配,也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員都能平等地從家庭經濟收入中獲益——在貧困家庭中,相比其他家庭成員,缺乏財產掌控權的婦女往往是更加貧困的;在非貧困家庭,婦女也仍有可能面臨貧困,尤其是在家庭經濟資源總量有限的情況下,承擔家庭照顧者角色的她們,往往傾向於犧牲自己的基本需求,優先滿足其他家庭成員的發展需求。

在社區層面,現階段女性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管理和決策的數量和質量仍然十分有限,因此在社區公共事務的管理和決策過程中,婦女的聲音、利益和需要常常被忽略,作為結果,在各種社區資源、機會和利益分配過程中,女性只能處於邊緣地位,例如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男女公平分配就存在明顯問題。同時,婦女雖然難以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和決策,但在社區建設、公共服務供給中仍然貢獻了大量無償勞動,比如鄉村環境整治、美麗庭院建設等,甚至減少了她們參與收入性勞動的機會。

在市場層面,由於性別刻板印象、承擔生育和家庭照顧責任等原因,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難以獲得公平、穩定的就業和上升機會,就業性別歧視、職業性別隔離、次級就業的現象無處不在。越來越多的婦女,尤其是那些缺乏教育、人際關系網絡和信息資本的農村靈活就業婦女、流動婦女只能更多地在非正式的部門工作,勞動報酬較低且缺乏相應的勞動保障。此外,婦女在獲得社會資源和服務,如就業創業信息、貸款(婦女作為非戶主,往往無法以個人身份獲得貸款)、就業創業培訓(勞動負擔較重的農村婦女通常沒有時間精力參與集中培訓)等方面也存在各種各樣的障礙。勞動力市場的排斥也是造成婦女貧困的重要原因。

總體上說,由於傳統社會性別文化、分工、權利和資源分配結構的影響,婦女在健康、教育、就業、資源占有(土地、住房、信貸等)、參與決策、社會安全、社會網絡、社會文化生活等方面都處於劣勢地位,這樣的劣勢往往伴隨著社會排斥以及相應的權利、資本喪失,伴隨著她們的生命歷程,具有累積性和交叉性的特點,使得她們在貧困面前較男性具有更高的脆弱性,陷入貧困的風險也更大。